普利策奖社论和小镇法庭上的雄辩

作者: admin 分类: 国际新闻重要 发布时间: 2019-07-03 21:10

   “有些人吃饭习惯跟我们不一样,”她压低声音恶狠狠地说,“可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在饭桌上给人家当面提出来。那个男孩是你们家的客人,就算他要吃桌布,你也随他的随。你听见了吗?” 在这个意义上,《杀死一只知更鸟》这部美国小说名著,可以作为理解今年普利策社论写作奖系列作品的参考背景。这部小说描写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典型的美国南方小镇上的种族歧视和地方杰出人士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尽管终结奴隶制的南北战争已经过去近百年了,但内战的历史印记往往出露于小说看似不经意提及的人名、地名和历史事件之中。 《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哈珀·李(Harper Lee)2016年逝世,享寿89岁。她1926年出生于美国南方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看起来刚好和为我们讲述那个故事的少女斯库特同岁(小说中斯库特9岁时旁听她爸爸为黑人辩护,那一年是1935年。)。 当斯库特的姑姑劝说芬奇律师解雇卡波妮的时候,芬奇律师告诉她:这个家离不开卡波妮。我觉得这是在平等观念基础上自然、可信、真实的人类情感。 “但是,在这个国家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切人是生来平等的——有一种人类社会机构,可以让乞丐和洛克菲勒家庭成员平起平从,让愚人和爱因斯坦不分尊卑,让粗陋无知的人和大学校长分庭抗礼。先生们,这种机构,就是法庭——可以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最高法庭,可以是最基层的地方治安法庭,也可以是你们眼下服务的这个尊贵而神圣的法庭。我们的法庭也有缺陷,任何社会机构都不例外,但是,我们的法庭是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在我们的法庭里,人人生而平等。 而离那个虚构的梅科姆镇不远的亚拉巴马州莫尔比,正是美国最后一艘奴隶船停靠之处。今年获得普利策奖的系列社论中有一篇《美国的最后一艘奴隶船,奴隶制的污渍》(America’s Last Slave Ship, andSlavery’s Stain)就是以在莫尔比的河道中发现了最后一艘奴隶船的残骸作为新闻由头的。 对,我正是在课堂上读到上面那一段话时,就一下子联想到了《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电影情节,并在此后购买、阅读了这部小说。因为那部小说最令人紧张的情节——芬奇律师为黑人汤姆?鲁宾逊做无罪辩护,就是因为鲁宾逊被诬告强奸一名白人姑娘,而且如果不是因为芬奇律师守护,他也差一点被小镇上的白人暴徒私刑处死。 当被告汤姆在法庭上回答律师问题时说“我试图拒绝她,试图让她打消念头,同时又不让她感到难堪”时,斯库特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加入了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这件事让她父亲发现了,被告在陈述事实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一点。她父亲做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一些间接证据表明,马耶拉?尤厄尔曾经被一个几乎只用左手的人毒打了一顿。我们对尤厄尔先生采取的行动还是有所了解的:那是任何一个敬畏上帝、坚韧果敢、有尊严的白种男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采取的做法——他通过宣誓提出指控,促使警方签发了逮捕令,而且毫无疑问,他是用左手签的名。现在,汤姆?鲁宾逊就坐在你们面前,他宣誓的时候用的是他唯一好用的那只手——他的右手。” “汤姆有着黑丝绒一般皮肤,并不光亮,而是像色泽柔和的天鹅绒一般。他的眼白在面庞上流荡着神采,开口说话的时候,莹白的牙齿的也闲着亮光。如果没有肢体残损的话,他会是一个标准的男子汉” 比如,在小说的开头,年龄只有五六岁的斯库特这样描述在她家做饭并照顾他们兄妹的黑人妇女卡波妮: 那部小说和电影都叫做《杀死一只知更鸟》。小说获得过普利策小说奖,电影则得了奥斯卡金像奖。它的主题与今年获得普利策社论奖的《纽约时报》系列社论的主题相关:种族歧视问题。这也显示出经典主题的生命力,无论在艺术作品中,还是在新闻作品中。 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这部小说被称为家庭教育的经典,美国中小学生必读书目。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以小孩子的视角写的。小说的叙述人和“焦聚者”,正是芬奇先生的女儿斯库特。读者通过这个娇憨顽皮,经常像男孩一样和人打架的小女孩的眼睛看到整个故事和诸多性格各异的人物,也看到了她自己和她伟大的父亲。这个视角,其实正是一个孩子学习和成长的视角。这个视角天真无邪,充满纯洁自然的正义,尽管因聪明而早熟,但也充满了生动可爱的童趣。 而作为那个故事背景的南方小镇,也在不紧不慢、絮絮叨叨的童年故事(这其实正是童年的节奏)中悄然得到了描绘:种植园经济的历史遗产,宁静封闭的熟人社会,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比如,莫迪小姐家失火整个一条街的人出手相救),以及——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你给我闭嘴!不管他是谁,只要踏进这个家门,就是你的客人。别让我再逮住你对别人品头论足,好像你高人一等似的!你们家里的人也许比坎宁安家的人好,可是你这样给人难堪,就是一钱不值——如果你上不得台面,干脆到这儿来,坐在厨房里吃!” 著名的《孟菲斯新闻报》编辑Ida B. Wells当年成为暗杀的目标,被迫流亡,仅仅因为他揭露了对黑人实施私刑的南方各州通常用来为吊死、肢解和活活烧死黑人提供理由的诸多谎言。 “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人人生而平等’,北方佬和华盛顿行政首脑的贤内助们最喜欢用这句话来攻击我们。在今年,也就是一九三五年,很有些人断章取义,随时随地都套用这句话,甚至形成了一种趋势。我能想到的最可笑的例子,是那些公共教育管理者,他们让愚笨懒惰的学生和聪明勤奋的学生一样升学,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教育者们还会郑重其事地告诉你,留级的孩子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我们都知道的‘人人生而平等’,人民网湖南频道招聘新闻实习生,实际上是个谬论——事实上,有些人就是比别人聪明睿智,有些人就是比别人享有更多的机会,因为他们生来如此,有些男人比别的男人挣钱多,有些女士做的蛋糕比别的女士更胜一筹——总而言之,有些人天生就比大多数普通人具有更高的天赋和才华。 “她是个白人,竟然去勾引一个黑人。她的行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令人难以启齿的——她亲吻了一个黑人。不是一个黑人大叔,而是一个年轻力壮的黑人。在触犯这条社会法则之前,她满不在乎,可事后她一下子崩溃了。 小说的主角阿迪克斯?芬奇先生是一位谦和、优雅,有着平等、博爱精神的人,也是一位才思机敏、雄辩滔滔的律师。更是一位独立不羁,果敢坚定的人。他不怕整个镇子的舆论压力乃至家族中的压力,坚持为被诬告的黑人做无罪辩护。他在深夜只身徒手守在小镇的监狱门口,阻止了白人暴徒们企图劫狱将鲁宾逊私刑处死的企图。他在法庭的交叉盘问中对原告父女略施巧计,故设陷阱,当众揭穿了他们诬告的谎言。 芬奇先生还是一位慈爱却有着鲜明原则性的父亲,虽然别人觉得他过于放纵自己的一双小儿女的自由天性,但实际上他以身作则,循循善诱地引导他们做自尊、自信,更对别人充满爱心的人——无论面对的是白人还是黑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孤僻、怪僻的离群索居者还是尖酸刻薄的老人,他都引导孩子去理解、宽容和接受对方。孩子伤害了别人,他会马上坚持让孩子向对方道歉,哪怕对方提出明显不合理的条件。 “她的罪证是什么?汤姆?鲁宾逊,一个大活人。她必须把汤姆?鲁宾逊处理掉。汤姆?鲁宾逊每天都会让她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做了什么呢?她勾引了一个黑人。 《纽约时报》系列社论中的一篇《Monuments to White Supremacy》(白人至上主义的纪念碑)头两段写道: 我是在临近期末的评论课堂上,讲到《纽约时报》今年获得普利策社论写作奖的系列作品时,才偶然想到那个美国南方小镇的故事的。我当时忘了那部小说的书名,因为我其实并没有看过那部小说,只记得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情节,只记得由好莱坞著名格利高里 这个女孩旁听她爸爸在法庭为黑人辩护的时候是9岁,聪明早熟的她对法庭辩论都能听懂,也能重述,还能在叙述法庭辩论过程中加入自己的理解。而这个故事则是从几年前她更小的时候恶作剧写起——他们要把二十多年没有走出家门的“怪人拉德利”诱出家门。 如果参照《Monuments to White Supremacy》这篇社论所提及的历史背景,那么《杀死一只知更鸟》中那个看似偶然的个别情节,就具有某种历史的典型性。这种典型性在于:就像小说中的黑人小伙汤姆每天下班回家都要路过白人姑娘马耶拉的门口,同情她的孤苦,受到邀请之后经常帮助她干活儿一样,黑人、白人的青年男女,在一个地方生活,低头不见抬头见,总难免日久生情的事儿。但是,在有着奴隶制的历史,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南方,在种族隔离尚未废除的年代,黑人男青年和白人女青年之间的情事一旦暴露,白人家族为了遮掩“耻辱”,很容易诬告黑人强奸。 这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话可不算是对黑人的偏见,它就是那个天性顽皮的女孩对于“管”她的大人的抵触、逆反心理。而她的这个描述恰恰反映出卡波妮在这个白人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她没有把自己当作低人一等的人,而这家的大人也把她当作家人来看待。实际上,这个黑人妇女也正是像家长一样把这两个白人孩子像自己的孩子那样管教,一点不把自己当外人。而且她的理念与这个家的男主人芬奇律师一样: “对于控方的主要证人(指自称被强奸的白人姑娘马耶拉?尤厄尔——少华注),我除了满怀同情,别无其他,但我不能因为怜悯就允许她把一个人置于死地,而她费尽心机的目的,是摆脱自己的罪恶。 Wells在一篇挑战性的社论中说:在我国的这一片土地上,没有人相信“黑鬼强奸白人妇女”这种老掉牙的谎话。他暗示,那些在实施私刑之前提出的强奸指控,只是因为黑人男性和白人妇女双方合意的性关系被人发现了。 所以,与电影集中于对虚假强奸案的法庭辩论相比,小说的前半部分伴随着不断闯祸的童年成长故事使我这个成年读者感到比较沉闷,因为没有核心的冲突。但我想,作者就是要等那个小女孩再长大一点,到了能够理解法庭,能够理解她的父亲的时候,才由她叙述核心的故事情节。 实际上,很小就失去母亲的小女孩斯库特后来差不多把黑人卡波妮当成了自己的妈妈。她和哥哥跟着卡波妮走进黑人教堂,为黑人捐款。当她旁听父亲为黑人鲁宾逊辩护,她和哥哥也坐在黑人座位上,一心盼望他爸爸为之辩护的黑人胜诉。 “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并不坚信我们的法庭和我们的陪审制度完美无缺、公正无私——它们对我来说,不是理想,而是活生生的工作状态。先生们,法庭不会比坐在我面前的任何一位陪审团成员更公正。法庭只能和它的陪审团一样完善,而陪审团只能和它的每一位成员一样完善。我对诸位先生充满信心,相信你们会用理性的眼光重新审查你们所听到的证词,做出一个裁决,让被告和家人团聚。以上帝的名义,尽你们的职责吧” “她浑身上下都是骨头,棱角分明;她是近视眼,还有斜视的毛病;她的手掌跟床板一样宽,却有床板的两倍那么硬。她总是命令我离开厨房;明明知道杰姆比我大,却还老是责问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老实听话,还经常在我不想回家的时候硬要我回去。我们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而且总是一边倒:卡波妮一贯都是大获全胜,因为阿迪克斯老是站在她那边。” 芬奇律师诱使原告尤厄尔当庭写字——以证明他是左撇子,而原告此前向法庭已确证女儿被打肿的恰是右眼。撒谎的原告没有注意到,被诬告的黑人鲁宾逊恰恰左手残废,根本无力抬起手来打伤那个据称被他强奸的姑娘的右眼。打伤那个姑娘的,正是她左撇子的父亲自己。 “我突然觉得,汤姆?鲁宾逊其实和阿迪克斯一样有着良好的教养,虽然各自有各自的风格。直到后来父亲向我做了一番解释之后,我才明白汤姆在当时的处境有多么微妙: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敢动手去碰一下白种女人,除非他是不想活了,所以他一有机会挣脱,立刻就逃离现场——而这恰恰会被当成是有过不轨行为的确切证据。” 而由芬奇律师在法庭上所揭示的真相则是:那名穷苦白人家的19岁姑娘,没有朋友,没有社会交往,可能因为情感饥渴,便假借请鲁宾逊来家帮忙干活的机会主动献身于鲁宾逊,恰好被她的父亲看到。而鲁宾逊则什么都没做,他只是被吓得逃跑了。那位姑娘遭到自己父亲的毒打。然后父女二人合谋诬告黑人强奸。 平等和公正,就是这样在一个孩子的心中生长。一个涉及种族歧视的沉重议题,在这部小说中就这样在一个孩子视野中展开,他们以自己纯真的童年遭遇了整个国家的深刻矛盾。而这个矛盾至今还写在《纽约时报》在今年获奖的系列社论之中。 “先生们,我说罪恶,因为是罪恶促使她如此行事。她并没有犯罪,她只是触犯了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一条根深蒂固的法则。这条法则非常严酷,不管谁违反了,都注定会被当作异类驱逐出去。她是极度贫穷和无知的受害者,但我无法同情她,因为他是个白人。她明明知道自己是肆意妄为,可是她的欲望过于强烈,致使她明知故犯,执意要去触犯这条法则。她一意孤行,而且她做出的反应大家也都陆陆续续知道了。她的做法就像是个孩子的行为——她试图掩盖自己的罪证。不过,在这个案件中,她并不是个把偷来的禁品悄悄藏起来的孩子,而是想对自己的受害人下死手——万不得已的话,她必须处理掉那个人,必须让他从自己眼前、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她必须消除自己的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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